在古代中国，家庭是主要的社会单位。虽然社会现实越来越复杂，但家庭一直是强大的，中国也进化出了一整套家庭价值观和伦理观。
在现代，推崇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会赞美它的古典伦理和家庭观念，欣赏它的亲属关系网，欣赏古典礼仪的交融效应。
而批评者则强调社会的分裂，排外主义盛行，社会关系中强调地方意识，发展缺乏等级意识，朝廷对竞争制度的不宽容，过分强调血缘关系的重要性。
在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是家庭，由亲属关系、婚姻和收养关系组成，有共同的收支和共同的财产。女儿嫁给了父系集团，而儿子(与妻子)住在父亲的房子里。
在中国的传统中，国家被视为国家的象征，是正当(等级)关系的基础。
因为传统观念不承认家庭历史的任何变化，坚持传统观念的中国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掩盖家庭结构的历史变化，以及与封建等级制度有关的家庭结构的差异。
把资源整合到共同经济中，齐心协力维护父系，是古代尤其是清代家庭的特点。
但是，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只把家族资源和父系遗传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是一种可怕的挣扎。
在穷人中，有许多小规模的分散家庭。在这些家庭中，代际更替时间短，关系简单。
在那些富有的、拥有大型房地产经济的群体中，家庭规模更大，也更复杂。
有钱人可以有钱娶年轻姑娘。如果丧妻再嫁，连老人都可以娶个小妾。结果，富人会有很多孩子。
中国人的理想就是这种几代多妾的家庭。包括仆人在内，一个富裕的家庭可能有几百人之多。总的来说，这些复合家庭有其复杂的内在活力。
家庭事务通常由父亲或母亲管理，父亲或母亲受法律支持，对家庭成员有全权。把父母的钱分给家里各个房间，分配儿子做不同的事情，安排孩子的婚姻，随意惩罚。
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充其量，家庭是实现和维持财富和地位的强大机构。
中国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是一个关于古代家庭的故事，详细描绘了一个正在慢慢衰落的大家庭。家庭生活是大社会的一个缩影，感情的忠实联结不断受到兄弟姐妹、不忠、妻妾争宠、婆媳摩擦的威胁。妻妾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差距，而妾通常是买来的，来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同样，家仆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尽管有这些潜在冲突的暗流，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稳定的家庭环境和外界有着巨大的反差，所以他必须获取和维护家庭财产。上层家庭的孩子往往被惯坏了，这和社会提倡的自律和个人奋斗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小说中，作者表达了对女性的深切同情，描绘了一见钟情成为金婚，反映了个人喜好与家庭利益的冲突，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解决。现实中通常的做法是包办婚姻，子女服从父母的命令。
18世纪的经济发展趋势也威胁到了家庭的稳定。
大多数家庭，尤其是在中国的富裕地区，倾向于让家庭成员的职业多样化。
虽然种植经济作物和扩大市场使个人能够增加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有时是季节性的)，但如果要实现家庭的全面发展，就必须增加家庭单位的凝聚力。
地区间的流动，尤其是生活在国外的男性(这在这个时期极为普遍)，仍然完全取决于家庭和家庭的团结。
然而，除非受到抵制，由流动性和发展机会驱动的商业活动可能会与老年人和集体的利益高于妇女和年轻人的共同观点相冲突。
对于占这个社会人口65%的女性来说，家庭是一个集中的、包容一切的机构。家庭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都是管理和服务于男性的。这个男性世界是随着家庭的扩大而开始的。
家庭组织和财产的继承是根据父系进行的，这是公共活动的一个令人尊敬和正统的基础。
基于共同祖先传承的家族组织是家族的自然延伸。到了清代，它根据当地的条件和需要衍生出一系列的活动。
在这一时期，父系进行的各种集体活动都遵循着固定的范式。有常见的墓地、仪式、祠堂牌位、书写家谱，用于资助教育、慈善、祭祖。这些至少早在汉朝(960-1279)就是家庭组织的象征。
清朝征服的结束也促进了这类家族组织的成长(体现在族谱数量和亲属占有公物的数量上)。
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可以找到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关联，但总的来说，正是由于共同的财产，一个后代群体才能有共同的组织行动。
中国古代的父系强调生者与死者之间世代延续，通过庄严的宗教礼仪创造共同体。这是中国独有的 祖先崇拜 。
每年祭祖，办个家族墓地，是最省钱的，也可能是父亲最常见的方式；除了在贫穷的地方，这些祭祖方式在中国各地都很流行。祭祖的责任由长子承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想筹到足够的钱买块祭祀场地来支付祭祖费用并不容易，但拥有一块祭祀场地是一种理想，也是最常见的民族财产。
家谱可以看作是这些亲属群体的社会证明，而编家谱需要文化和金钱，甚至需要有人捐更多的钱来建宗祠。建这么显眼的大厅，是为了向群众展示他们的财富，展示他们的地方权力。
由于不同的地区和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阶级，父系组织的形式是不同的。
突出的父系家族类型，拥有大量的家族财产，可以完全控制整个家族，压制其他姓氏。这样的父系家族可以通过贫富亲戚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地方势力。
虽然对外是联合的，但同时内部又是高度分层的，充满了分支机构之间的竞争。
有些人不断捐钱支持各个分支的祠堂，这反映了内部分解的过程，一些分支的发展是以牺牲其他分支为代价的。
希拉里 middot贝蒂教授研究了清代安徽省桐城县的父系家族，这些家族相对开放，有声望。这些家庭在当地非常典型，在下乡之前都有很好的机会进入精英圈。
相反，20世纪的广东父系家族，注重内部整合，具有边界城市意识、防御心态、排外和本土倾向。自19世纪初以来，这个地区的经济衰退引起了对资源的激烈争夺。
还有一类家庭，只有少量的家庭财产(相对于单个家庭的财产而言)，对家庭中的人没有很强的控制力，其目的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地方上显赫。
到了清朝，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精英，一部分获得了科举功名。他们想与其他远房显赫家族竞争和通婚，而不是他们的邻居。
这样的组织使精英们能够利用庞大而分散的父系家族网络，其主要功能包括形成良好的婚姻和编织有用的姻亲关系网。
家庭集体公益活动的形式也受到不同地区各类争地位活动的影响。
家族势力强大的地方，强势家族会联合其他家族控制经营区域，甚至控制一个县，并鼓励在假定亲属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竞争性的同名组织。
在那些有地位的人普遍实行族谱的地方，各个后裔群体的影响力是平等的；在那里，宗族的祠堂已经成为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象征，任何一个兴旺的后代群体都需要它。
当一些精英家庭通过建造孤儿院、学校、道路、桥梁和粮仓来显示他们的绅士精神时，其他家庭也这样做。
一些活动旨在试图提高该群体的地位以增强其权力，而另一些活动则是为了在困难时期维护其社会资源。
然而，许多精英家庭发现，这些家庭并没有满足他们与其他强大的精英家庭扩大联盟或履行对贫困亲属的责任的需要。
这样的家庭会觉得自己最厉害的伙伴是公婆而不是族人。
婚姻是 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契约关系 。中国古代精英在缔结婚姻时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通过一系列方式来构建未来的家庭关系。
此外，在各个层面，虽然姻亲之间的纽带不属于父系关系模式，但它是通过联合和自愿机制进行合作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古典社会，接近女性的机会是不平等的，男性的数量多于女性，所以婚姻的类型随着阶级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一般来说，中国人喜欢选择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家庭做新娘；这种习惯有助于新娘顺从(这样家庭容易安宁)。
而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会大规模地从相对固定的家庭中寻求配偶。有钱人家会给男人找第二个老婆，不会让死去男人的寡妇再嫁，作为忠诚和贞洁的象征。就像过去的一些精英家族一样，一些姓氏之间不断的通婚，有助于加强清代文人与商人之间的姻亲关系。
这一时期的著名学者章学诚(1738-1801)和刘(1776-1829)就是如此。他们与母亲的亲戚关系密切，对他们的事业有重要影响。
自然，有权势父母兄弟保护的新娘，在婆家是有地位，受尊重的。
作为已婚妻子(绝不是妾)，她最终会成为掌管家庭事务的女家长。我老公的选妃要向她敬礼，所有的孩子都把她当妈妈，不管她生不生。
如果一个母亲的娘家很有钱，她会带来大量的嫁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她自己的，由她支配。或者说，女人能支配的钱还是蛮多的；不仅仅是小说里，现实中也有女性投资商业活动。
相反类型的婚姻会发生在穷人中，或者发生在经济萎缩的地区和时期。男人即使娶了(要交彩礼)老婆少，也可能成为鳏夫；相反，寡妇总有想嫁的人，她们的亲人也希望有人出钱。
贫困家庭的妻子来自邻近地区，一些名声不好但经济有利可图的婚姻形式较为普遍，如新娘是童养媳，男方嫁到女方家。
最后，穷人即使结婚，贫穷也会阻碍他们传宗接代。只有有钱人才能养得起一个男婴做继承人，而同样的情况，没有房产的男人是没有希望有男人做继承人，为死去的人烧香的。
没有足够的财产，一个有女儿没有孩子的男人，就别指望招个女婿继续香火。穷人结婚不起，单身不起，没有孩子，导致社会最贫困阶层无法传宗接代。然而，一夫多妻制和财产分割和继承导致中国社会整体呈下降趋势而非上升趋势。
此外，与以前的汉朝不同，清朝通常以怀疑的态度看待除家庭以外的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即使这些组织是建立在父系继承基础上的。
虽然上层社会的一些个体亲属群体(如王室的艾辛吉奥尔罗家族)已经明显表现出作为强大父系组织的潜力，但有地位的家族往往受到清朝皇帝的怀疑和畏惧，只能在国力劣势的地方生存和繁衍。
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清代世袭封地的数量和规模有限，而且越来越少。
对亲属组织还有其他限制。对于离家做事的人(这在18世纪的清朝越来越普遍)，与至亲的联系用处有限，因时间和距离的分离而变得松散。
家庭需要时间来增强力量，但对于生活在城市或离开家园到边境地区的个人来说，家庭并不总是有用的组织。
在18世纪的清朝社会，无论一个人是否有庞大的血缘关系网络，通常都会有其他形式的自愿结合来补充父系家族的继承。即使清朝统治者有意无意的打压，古老的中国家族依然是最顽强的存在。
